1935年，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接过了中共中央的“第一把交椅”，一干就是近八年。毛泽东后来曾坦言，若非此人，遵义会议绝不会如此成功。令众人意外的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的时刻，他竟然主动请求调往东北担任省委书记。此消息传出，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毛主席凝视着他，思索了许久，最终决定立下一条新的规矩。这个身躯躺在担架上的人，正是张闻天，化名洛甫。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当博古作报告时，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敌强我弱。轮到张闻天发言时，他站起身来，严正而清晰地进行了“反报告”，全面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错误，坚定表达对毛泽东意见的支持。此番发言分量十足，张闻天当时身为政治局常委，拥有极高的党内地位。他的发言无疑将问题直接摆在了众人面前。会议后不久，常委分工进行了调整，张闻天顺利当选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
张闻天与毛泽东紧密合作，“洛毛合作”的领导格局就此正式确立。他参与指挥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关键战役，最终抵达陕北。在总负责人任上，他主导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那几年里，党内的诸多文件和电报，均通过他的手流转。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郑重地指出：“如果没有洛甫和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分化中走出来，遵义会议绝无可能开好。朋友们，把赞誉留给我，但千万不要忘记这两位。” 球友
这位被称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领袖，曾三度主动提出辞让之举，展现出他的宽广胸怀与无私态度。第一次是中央需要派人去上海恢复白区工作时，张闻天毫不犹豫地表示：“让我去吧。”最终，中央决定派陈云前往。第二次是在张国焘试图分裂党的权力时，张闻天坚决表示：“如果你不想要这权力，我愿意让渡。”然而毛泽东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第三次发生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后，随着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共领袖，张闻天认为是时候主动辞去总书记一职，转交给毛泽东。面对这一诚恳请求，毛泽东却直言：“洛甫，你是明君，明智之君，书记职务理应继续由你担任。”
1941年，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张闻天在会上坦诚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在某些时期确实存在错误，并对此承担责任。他表示在那时对中国实际状况的了解过于肤浅，致使出现诸多主观主义的错误。1942年，他主动请缨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化名张晋西，带领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历时一年多，走访了陕北的神府、绥德及米脂等地。在这段时间内，他与农民同住同吃，深入田间地头，询问收成，与村民围坐在炕边，谈论生活负担。他回忆道，自己从前在莫斯科或上海对农村的理解，无非是通过书本和资料，而这一次的亲身体验让他深深感受到大地的脉搏。
1943年3月，张闻天完成调查后返回中央政治局会议，恰逢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由毛泽东担任的中央书记处主席，从此确立了毛泽东一元化的领导地位。此后，张闻天逐步退出了党的核心领导层。到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张闻天当选为中央委员，并成为政治局委员，但再未承担中央具体的指导工作。由总负责人降到政治局一员，身份的转变颇为显著。 球友
此时，毛泽东也在思索另一个重要问题。七大之后，党内人事变动频繁，会议发言的随意性变得愈发明显，许多人发言时滔滔不绝却没有书面材料支撑，甚至有人在批评他人的时候缺乏事实依据。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发现这些问题后，他开始在公开党史资料中认真描述会议发言的规范化进程，要求各重要会议事先准备发言材料并留存备查。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详细阐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共提出十二条，包括在开会前提前通知与会人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的准备，以保证大家做好充分的发言准备。这一思想与书面材料留存制度一脉相承。进入北京后，中央会议记录与文件管理愈加严格，1950年代中央办公厅建立了完整的会议档案制度。
与此同时，1945年8月，张闻天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最初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之后又成为合江省委书记。合江县位于黑龙江东部，地域辽阔，人口稀少，冬天的气温常常低至零下三四十度。此时，合江县匪患严重，四大旗杆的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和孙久荣带领几千人的匪徒在当地为所欲为。张闻天上任后，积极领导剿匪斗争，起草了《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不辞一切辛苦疲劳，穷追敌人，务期将他们重大或全部消灭”。他提出了“一个中心，三项任务”的工作方针，即以动员群众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为中心，开展剿匪、支前及发展生产等工作。在经过两年多的艰辛努力后，他成功将一个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土匪猖獗的合江省建设成为东北解放区最为稳固的战略后方。 球友
在东北的那些年里，张闻天鲜有提及延安的旧事，偶尔与身边人聊天时，他提到曾在晋陕进行调查的日子，虽然困难重重，心中却感到无比踏实。他从未谈及自己作为总负责人的经历，亦不讨论七大前后的变化，专注于此时此刻的挑战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