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8岁的刘畅接手新希望董事长的职务，成为这一家族商业帝国的新掌舵人。彼时，市场对这位年轻企业家的期待溢于言表，她被誉为“农牧女王”，人们满怀希望，憧憬她能在父亲打下的基础上继续书写辉煌的家族故事。然而，谁能想到短短十三年后，新希望的市值竟大幅缩水，成为曾经行业巨头的警示。
故事的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当时，新希望做出果敢的战略决策，决心大举进入生猪养殖市场。之前，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饲料生产，这一领域的利润空间有限。然而，管理层认为，通过整合饲料生产与生猪养殖，上下游链条的打通将能显著提高收益。在这个背景下，他们斥资88亿元启动了生猪养殖项目，目标是在几年内实现千万头生猪的出栏。当时，整个行业普遍对规模化养殖充满信心，众多小型养殖户退出市场，为大型企业腾出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2019年，一场席卷全国的非洲猪瘟使得小型养殖主体被迫撤出，这直接导致猪肉价格飙升，养猪行业进入了一个利润极为丰厚的阶段，单头生猪的盈利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地。顶尖养殖企业纷纷加速新猪场的建设，急于抓住这一市场机遇。借此机缘，新希望把生猪出栏目标进一步提升至2023年的6600万头。为实现这一宏愿，公司在短短三年内累计投入超过700亿元，试图在国内生猪市场中占据近十分之一的份额。彼时的管理层将短期的高价行情视为行业的常态，导致了极为激进的扩张策略，认为越是扩大规模，未来的市场份额就将更加丰厚。 球友
随着新建的现代化养殖基地陆续投入运营，公司却忽视了重资产项目带来的巨大固定成本：银行利息、折旧费用及人工开支等，每月都在无情吞噬利润。这些成本与生猪价格波动之间并不挂钩，无论市场行情如何，企业都必须承担这笔沉重的经济负担。到了2021年，随着新建猪场的纷纷入市，国内生猪的供给量骤增，市场对猪肉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下降。生猪行业本身具有严格的周期性，一旦价格回落，企业想要缩减产能却困难重重，许多曾经高额投入的养殖场无法在短时间内关停。
随着市场供需关系的扭转，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愈加严峻。在生猪养殖中，固定成本与售价之间的矛盾愈加显著，导致了亏损接踵而至。2020年，刘永好家族的账面财富一度飙升至1600亿元，但随着股价的持续下滑，家族资产缩水至770亿元。早期购入股份的散户投资者面对瞬间贬值，损失惨重，账面上接近八成的亏损令人心痛。
到了2026年上半年，新希望的亏损额达到了17亿元，而同一时期的去年，企业还在盈利。这一期间，生猪的出栏量未见减少，但利润却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不断萎缩。在此背景下，国内22家上市养猪企业中，竟有21家陷入亏损困境，整个行业仿佛进入了冰冷的冬天。在2024年至2026年的时段，生猪繁育技术不断进步，整体行业的生产效率也得到显著提升。虽然能繁母猪的数量有所下降，然而每头母猪能够繁育的小猪数量却在提高，这使得市场供给依然充足。 球友
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了行业的窘境，频繁召开会议，试图寻求对策以稳定生猪产业。调控着眼于平衡养殖户的收益与终端消费者的需求，试图避免过快的去产能所带来的价格暴涨。同时，行业竞争的基准也在悄然转变，单纯依靠规模取胜的时代已然结束，当前拼的是成本控制能力，谁能在低谷中保持更低的养殖成本，谁就能在这场竞争中存活。
新希望方面虽已将生猪养殖成本压至每公斤12元，但依然未能追赶上行业龙头，而后者的成本控制在11.5元左右，微小的成本差距放大后，却能带来数十亿的利润空间。尽管新希望仍然依靠多年的饲料主业保持着每月超过亿元的稳定利润，以此支持企业渡过寒冬，其也在不断拓展饲料的出口业务，以此缓解国内市场周期波动带来的危机。同一时间，国内消费市场亦在悄然变化，消费者愿意为品质出众的新鲜猪肉支付更高的溢价，推动产品品质的提升，为企业开辟了新的盈利渠道，逐渐摆脱对单纯生猪出栏收入的依赖。
回顾这一轮行业的起伏，显然不能将亏损的风险完全归结于刘畅的个人决策。实际上，扩大生猪产能的战略决策最初在刘永好的领导下便已开始实施，整个行业在同一时间点选择了扩张，头部企业都在争先恐后地抢占市场份额。刘畅只是顺应了行业的上涨趋势继续推动这一扩张，而当市场逆转时，她也不可避免地承担起了后果。在商业的世界中，繁荣不过是风口上的偶然，周期才是行业发展的主旋律，许多经营者容易将阶段性的红利误认为是自身能力的体现，从而忽视了行业内部的客观约束。而一旦在行业高点过度杠杆化，其潜在的风险便会在行情反转之际显现为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球友